在陈丹青的文章里，刻意挖掘与展现的大多是庸常生活中的私人经历，私人体验，私下咀嚼与私家感悟，如下乡时与所谓“反动余孽”（实则“八一三”抗日勇士，谢晋元部的一位下级军官）的遭遇与共同的“上海情结”，江西乡间的捉奸闹剧，美院重开裸体写生课的心头骚动，越战烈士家属聆听死讯的欲悲强抑，“文革”中与大画家颜文梁的意外相遇和浅识，以青春偶像追慕之心参与批斗当红影星祝希娟的回忆，“文革”后与于是之，赵丹的好奇交往……正是这些私人境遇洗去了许多公共的历史误读，由此把思绪导向人类理性与良知的共识。照该书后任编辑刘瑞琳的评论，陈丹青因此由一位艺术家转身成为时代的记录者与思考者，成为一位肩负历史反思，人性启悟的公共知识分子。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•柯塞（LewisCoser）在他的《理念的人》中有一段论述说公共知识分子常常需要超出直接具体的职业活动，深入到人类价值与意义的更为概括的活动中去。因为智力（Intellect）有别于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理智（Intelligence），表现出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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