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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、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，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，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。嗯，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、讲伦理的哎——不是的，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，而且，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《论语》当中，而是体现在《春秋》里的。
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：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，《春秋》尤重于《论语》。两汉《春秋》列博士，而《春秋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。《论语》则与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并列，不专设博士。以近代语说之，《论语》在当时，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，而《春秋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……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，《春秋》列于经，仍非《论语》所能比。”后来直到宋朝，《论语》才和《春秋》平起平坐了，二程和朱熹则抬高《论语》超过了《春秋》，到清代乾嘉以后，《春秋》又超过了《论语》，“只有最近几十年，一般人意见，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、朱，因此研究孔子，都重《论语》，而忽略了《春秋》。”
其实，要说这“最近几十年”，《春秋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——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，维新派拿它讲变法，革命家拿它讲“华夷之辨”和“易姓革命”，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《春秋大义述》的自序当中倡明“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，切复仇之志，明义利之辨，知治己之方”。他所指明的这几条“春秋大义”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。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，这“最近几十年”的特色则更是明显——要知道，“《春秋》学”比“《论语》学”可复杂和深奥多了，所以，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《论语》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《春秋》容易得多。不过悲观地说，现在再怎么熟读《论语》和《春秋》，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，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——看看人家汉朝，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，影响着内政与外交，掌握着生杀大权，真是威风八面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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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：是权力选择思想，而非思想获取权力。正如任何一种信仰，无论是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，无论是一神论的还是多神论的，一旦走入大众，都只会变做同一个样子：仪式化的偶像崇拜和一厢情愿的消灾祈福（而他们所祈求的往往是为教义所禁止的）；任何一种思想，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，无论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，一旦走入专制权力，也只会变作同一个样子。
——作者题记之一
历史上的“国家”是一个充满歧意的概念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国家具有和天神相同的属性：被人类自己所创造，又被人类自己所服从，并且，正如祭司们自称在人间代行天神的旨意，统治者们也会自称代表国家的利益，而真正的获益者却往往只是这些“代理人”自己。
人们忘记了国家本该只是一件工具，却满怀激情地把它当作目的本身。
——作者题记之二
目录
子
引子之一：新问题常是老问题
（一）“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”
（二）五十年前哈耶克
（三）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
（四）祭孔.文天祥
（五）义和团.谁还记得陈天华
（六）马克思论太平天国
（七）恩格斯论“911”
引子之二：事实问题还是逻辑问题
引子之三：在诗歌的标签之外
第一章 杀人无罪，报仇有理
（一）徐元庆谋杀案——控方：陈子昂，辨方：柳宗元
（二）梁悦谋杀案：韩愈的法律难题
（三）以德报怨，以直报怨，以过分报怨——从赵娥亲案、康买得案和阳球灭门案看《公羊传》的复仇大义——爱德华·泰勒的人类学解释
（四）“汉时以经义断事” ——张汤亭疑奏谳——隽不疑处置卫太子事件——萧望之以儒术解决匈奴问题——汉武帝的“九世复仇”
第二章 一经三传：哲学、历史、还是政治？
（一）“三传”小史——小学《论语》与大学《春秋》——“春秋三传”和“春秋四传”——公羊学和求毂梁学在皇家擂台上的正式比武——作为实用政治学的儒学
（二）作为官方政治学的“春秋大义”——《唐太宗文集》——《春秋之狱》——《诗经》和《春秋》的联合断案——对孟子的一次问难
（三）原心定罪：同罪不同罚——《春秋繁露》——逄丑父该杀——辕涛涂不该抓——鲁季子追捕庆父——吴季子宽恕阖庐——皇恩浩荡与感恩图报——爱国的逻辑试题——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——《盐铁论》
（四）官员私斗：汉代“《春秋》原心定罪“的一个案例范本——弃市——完城旦舂——孝道的顺民逻辑
（五）查案不难，判案才难——许世子判例——谁是理性人——腹诽判例——约法三章
（六）赵家村的爱国主义——君亲无将——同姓公卿和异姓公卿——国家股份公司
（七）江山可以送人吗？——卖国的人不都是贼——工人无祖国——泰戈尔对民族长远利益的质疑——民族主义与普世情怀
（八）三纲实系命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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